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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启纯是梁实秋笔名吗

2004-04-07 15:04:00 来源:博览群书 白立平 我有话说

“李启纯”是梁实秋的笔名吗?这一点似乎无庸置疑。在《梁实秋先生手订译著书目》里,就收有《百兽图》《苏联的强迫劳工》《法国共产党真相》三部署名“李启纯”的作品。余光中的《梁翁传莎翁》一文谈到莎翁全集之外,还说到了“梁翁”翻译《百兽图》的情况,他根本就没有提笔名的问题,《百兽图》似乎无需辩驳地属

“梁翁”的译作。胡百华编的《梁实秋先生简谱》里也记载有《百兽图》《苏联的强迫劳工》《法国共产党真相》三部作品的翻译时间。刘真在纪念梁实秋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:“实秋重然诺,讲道义。今年6月间,他寄了一本第3卷第7期的《联合文学》给我。这一期有胡百华所撰的《梁实秋先生简谱》,实秋在一则谱文旁特别划了红线,意思是要我加以注意。那则谱文是:‘民国46年?丁酉,1957?,五十六岁 继续在师大执教英语研究所主任及文学院长,刘真校长卸任时力辞行政兼职。’我看了这则谱文,不禁感慨万端……”如果这段话没有问题的话,可以看出,梁实秋至少是看过胡百华所撰的《梁实秋先生简谱》。但令人困惑的是,梁实秋本人在名为《〈百兽图〉与讽刺文学》的文章里,并没有说这本书是他翻译的,而是说:“此书现有李启纯先生译本,正中书局出版。”俨然是在谈其他人的译作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

为了搞清这个问题,我决定去问梁先生之子梁文骐先生。梁文骐先生回答是:“对不起,我不知道‘李启纯’这个笔名。我父亲使用过很多笔名,但我不知道他在翻译作品里用过笔名。”“李启纯”的译文出版时,梁文骐身在大陆,不知道这个笔名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我又写信给胡百华先生。胡先生说,梁实秋年表是多年以前编的,或许还有不准确之处,对于梁实秋是否用过“李启纯”这个笔名,他还需要从台湾朋友那里去核实。后来,我又写信给台湾几位学者,但至今杳无音讯。

我并没有善罢甘休。从有关资料了解到,陈之藩与梁实秋有交往,他或许能知道“李启纯”的底细。一天下午,我看到陈先生正在中文大学翻译系会议室与一位教授饮茶畅谈,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,我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,陈先生说,他不清楚“李启纯”这个笔名,但他有把握《百兽图》就是梁实秋翻译的。“您能肯定吗?”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。这个问题对我本人事关重大,我的博士论文谈的是梁实秋的翻译,有很大篇幅说的就是“李启纯”的翻译情况,假如“李启纯”与梁实秋没什么瓜葛,那么就前功尽弃了。“是他翻译的。”陈先生很肯定地回答道。

但我还是有些纳闷,其他几位台湾学者是真的不知道呢?抑或是知道了不愿回答呢?还有,为什么梁实秋本人也在“李启纯”笔名问题上卖关子,没有大大方方地说“此书现有梁实秋先生译本”呢?我想,这恐怕与署名“李启纯”的译作内容有关系。从我收集的资料来看,“李启纯”的译作只有一篇文章与政治关系不大,这篇文章名为《莎士比亚传略》,但《百兽图》《苏联的强迫劳工》《法国共产党真相》这几部主要作品则有很强的政治性。《百兽图》作者为乔治・欧威尔?George Orwell,1903~1950?,是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作家。该书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讽刺小说。《苏联的强迫劳工》一书英文原名是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,作者为Dallin及Nicolaevsky。该书剖析了苏联的劳工营及流徙制度,抨击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对强迫劳工的残酷剥削与迫害,追述了苏联强迫劳工的历史,叙述了其由初期的尝试逐渐形成庞大体系的过程,以及当局对待劳工观念的演变。《法国共产党的剖视》考查了法国共产党的情况,该书法文名字为Physioligi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.ais,作者为 A. Rossi?Angelo Tasca? 1892~1960?。梁实秋是根据Willmoore Kendall ?1909~1967?的英译A Communist Party in Action? an Account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in France转译的。

“李启纯”翻译的这三部作品的时间和地点是在五十年代的台湾,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的是“反共抗俄”的政策,国立编译馆的编译活动自然不能偏离这一方针,可以说,“李启纯”的这几部译作是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。梁实秋并不喜欢在编译馆的工作,身为馆长不到一年,便毅然辞职。他在《槐园梦忆》里回忆道:“编译馆原是由杭立武部长兼馆长,馆址由洛阳街迁到浦城街,人员渐多,业务渐繁,杭先生不暇兼顾,要我代理,于是馆长一职我代理了九个多月。文书鞅掌,非我素习,而人事应付尤为困扰。接事之后,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折简邀宴,饮食征逐,虚糜公币。有一次在宴会里,一位多年老友拍肩笑着说道:‘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!’我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,所以栖栖皇皇一至于斯,如今无端受人讥评,真乃奇耻大辱……此时政府改组,杭先生去职,我正好让贤,于是从此脱离了编译馆,专任师大教职。”梁实秋是一位新人文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,他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极为珍视;另一方面,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,就是坚决反对文艺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。这几部作品的翻译,很有可能是执行政府下达的任务而进行的。这几部作品自然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,这与梁实秋的文学主张有一定的矛盾。他翻译时,可能担心翻译这些作品会“玷污”他的声誉,而没有使用真名。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梁实秋矛盾的心理,也看到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及翻译的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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